作者简介
杨杨，本名杨家荣，云南玉溪市通海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玉溪市作家协会主席。已出版短篇小说集《混沌的夏天》，中篇小说集《巫蛊之家》，长篇小说《雕天下》《红河一夜》，长篇纪实文学《通海大地震真相》《摇晃的灵魂》《昆明往事》《大河之口》《泥塑大师黎广修》《大学之光》等。曾在《花城》《作家》《大家》《北京文学》《天津文学》《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
面对一条百年米轨
在我的想象中，时间把昆明推移到了一百多年前。当时的法国殖民者，野心勃勃地带着那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测绘仪器、图纸、技术、怀表、铁轨、火车……从越南北方一步步进入中国云南，把一种如同巨兽一样的运输工具强行插入云南大地。从此，在云南南方的城郭、丘陵、草甸、平坝、高山、峡谷之间，就有了一条极其怪异的米轨铁路——滇越铁路。它的轨距是严格按法国的轨道标准设计的，仅为毫米，属于典型的窄轨铁路。而且，这是中国第一条“不通国内通国外”的国际铁路。
毫无疑问，法国人修筑这样的一条铁路，对于中国来说，无异于一次入侵，一次强占，一次欺凌，但云南人从此不得不面对这样一段历史，不得不面对这样一条铁路。这样的面对，也许是残酷的，尴尬的，疼痛的，困惑的，但也是坚韧的，奋发的，有力量的，有作为的。从年开始，一直面对了一百多年。
多年来，我也常常追问自己：滇越铁路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似乎也无法说清，也难以找到完整的答案。当然，也有人使用最简单的方法，无非是轻轻“百度”一下，就可知道一般意义上的滇越铁路是什么了。诸如它的里程，它的历史沿革，它的地质地貌，它沿路的资源、人口、民族和城市，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在一瞬间，获得最准确、最简明的答案。但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在我的文学感官世界里，滇越铁路就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带来的一种疼痛记忆，一种文明火花，一种科技逻辑，一种地理宿命，一种文化遗产，它如同一部关于时间、技术、文明、国家、民族、现实与未来的寓言，一幕令人惊叹的大地之舞，一幅本真的木刻版画，或者就是回荡在山谷里宛若古老音乐的鸣叫声。
滇南的地理画卷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云南是一片古老的高原，一个峰峦迭起的“山国”，一片人间净土，一片彩云之地，一个诱人的“天堂”。大凡到过这里的人，他们的身体感觉都会明白无误地阐释一个“真理”——在中华大地上，再也找不到一个阳光如此新鲜、温馨、虚幻的地方了。它那么诗意，那么丰厚，那么适宜人类身体的需要和居住，这里的人活得有滋味、有信心、有尊严、有爱情、有理想。
当代著名诗人于坚也曾说，云南“高山骈列，大河滚滚，峡谷深切，霞蔚云蒸，海拔高低错落，气候复杂多样，植被立体分布，其间散布着无数湖泊、平原、坝子……当云南南方的亚热带丛林蝴蝶裙子翩跹的时候，云南西部的群峰之上覆盖着一动不动的积雪。而云南北面，在同一时刻，高山草甸大雾迷漫。如果向东，越过金沙江进入东川会泽一带，大地又是一番景象，荒凉的红土高地上梨花开得就像暴风雪……什么叫气象万千？云南就是。也许除了大海，大地上有的，云南应有尽有……”
我徐徐打开《世界地形图》，接着又在其上叠加一幅《云南地图》。这个简单的“仪式”，让伟大的世界和我的家乡云南，全然在我的“瞭望”之下。我因此看到了人类身处的地球——这个伟大的世界，无非就是一片浩瀚的蓝色海洋，而在海洋之中，漂浮着几块极不规则的形形色色的陆地，露出扭曲、破裂、褐黄的表情真相。我凝着，眼前的一切仿佛是在我纷繁的思绪与无限的瞭望之间，生出来的一片风暴或幻像。我看到了一种“力”，在世界屋脊喜玛拉雅山周围蕴聚，并向东南奔涌、冲击和挤压，让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发生“横断”、隆起、断陷、抬升、褶皱、切割、解体、变形……于是，云南高原诞生了，为世界地形图“贡献”出了一片令人惊骇、摄人心魄的地区——滇西纵谷。那里山峦重叠，群峰耸峙，悬崖如切，犹如一个波涛汹涌的“大山的海洋”。
事实上，喜马拉雅山太高了，它站在世界之巅俯瞰世界，孕育江河，尽管这些江河蜿蜒曲折的，但它们的方向是清晰的，一步步奔向高原，流向平地，归入大海。在我看来，云南高原就是喜马拉雅山从世界之巅走下来的一个重要“台阶”。在这个巨大的“台阶”上，地势继续“下滑”，从海拔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一步步“下滑”到平均海拔只有米的昆明地区。但是，云南高原“下滑”的步伐并没停留在昆明地区，接着又滑向另一个“台阶”——滇南一带。
可是，滇南即便是溪流江河奔向大海旅途中的又一个“台阶”，但它并不是一片平原，这里的地形依然复杂，在众多的盆地与湖泊之间，山高谷深，孤峰突起，溪河纵横，江流湍急，彼此切割出一个个封闭式的洼地和岩溶奇观，许多地表至今依残存着原始高原的“面容”，是距离昆明最近的一个“洪荒之地”。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中窥到混沌初开时，地球破壳而出留下的地理印迹，给人一种原始感和幽闭感。更显著的是，作为紧跟拉萨之后的中国不可多得的第二座高原城市——昆明，只要从这里往东南方向走，经过河口，进入越南北部，就可通达蓝色大海——南海。全线在云南境内这一段，只有昆明到宜良一段较为平缓，其余地段都是“魔鬼”式的高山峡谷，如同一个巨大而奇异的斜坡，海拔从昆明以南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水塘一带的米，下降到开远的米，又由开远上升至芷村的米，穿过珠江与元江的风水岭，最后下降到西南三省海拔的最低点——南溪河与红河交汇处的76.4米。由此可见，在昆明与河口之间，直线距离不到公里，但落差已达.6米。其中，从倮姑至白寨仅44公里，海拔落差竟达米，如同穿云破雾，滑行直下。如果在这样的地方修建一条铁路，把铁轨从河口往昆明方向一步步推进，随着山势突变，重峦叠嶂，沟壑纵横，云雾弥漫，海拔越来越高，真是有“上天”的感觉。那样的铁路无异于一条惊心动魄的“天梯”。清代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在解释云南为什么被称为“滇国”时，曾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说法，他认为“滇就是天”，云南犹如高天上的一个“山国”。无独有偶，过去在这条古道上赶马帮的人也曾说过，“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
这样的“魔鬼”地形，理所当然要吸引住世人的眼光和探险者的步伐。但多年以来，这一带似乎被忽略了。事实上，滇南也应该是整个云南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地形中最神奇的地方之一。这里要跨过金沙江、珠江、红河等三大水系，分布着众多的江河湖泊，比如南盘江、南溪河、元江、滇池、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等等。这里要跨越热带山地季风雨林湿润气候、南亚热带半湿润气候、亚热带干湿分明的高原季风气候等三大气候带。这里至今仍有许多无人能及或人迹罕至的地方，但这些地方恰恰显示出一种神秘的创造力，是彝族、瑶族、哈尼族、苗族、壮族、傣族、回族、拉祜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同胞繁衍生息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开荒种地、打柴渔猎、纺线织布、构筑山寨、村庄和城镇，他们的神话、传说、歌谣、梦幻紧跟着他们的脚印、衣囊、背箩、刀斧、汗水和牛羊，撒满了他们生存的每一个角落。
一部荒诞的筑路史
年，法国军队攻陷河内后，越南从此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从那个时侯，法国人便开始窥视云南。在他们看来，只要修建一条从河内到河口的铁路，就等于把河口与巴黎直接连接起来，云南就成了一个“有价值的地区”。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使法国人这个异想天开的“梦想”很快得以实现。年法国开始修建越南境内从海防经河内到老街的公里的铁路。年至年3月云南境内从河口经腊哈地、碧色寨、开远、宜良、呈贡至昆明的“滇越铁路”建成通车。
在法国人的小火车未开进昆明之前，云南人没见过公路，更不知道汽车是什么东西。他们最熟悉的是古驿道、马帮和帆船，他们利用这些种东西与内地和世界发生着各种神奇和微妙的关系。他们利用这种“关系”把中越古道上的河口、蛮耗、蒙自、个旧、开远、宜良、弥勒、建水、通海等地经营成了一座座奇妙的古村古镇。
可是，到了清末，法国和英国在分别对越南和缅甸进行殖民统治之后，都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云南。特别是法国，在的某一天，竟然“异想天开”而又“奇妙无比”地设想，从他们殖民统治下的越南修筑一条所谓的“滇越铁路”，从越南海防直通古老的昆明，这样就可率先打开中国的这道大后门，从而进一步打通中国，占领中国。法国人找到了一个近乎荒诞的理由，先向清政府“诉说”他们在俄、德、法三国以武力强迫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时立下了“汗马功劳”，然后以此为由要求清政府同意他们修筑“滇越铁路”。
清政府当然连连拒绝，连连反对。但始终无法摆脱法国人施加在他们头上的“魔法”，当慈禧太后领教了法国最厉害的炮舰之后，就忙着签订不平等条约。慈禧太后也想通了，就让那个如同“恶梦”一般的古怪之物，落籍在偏远的云南边地也无妨。于是，法国人拿着《中法续议界务商务专条》和《滇越铁路章程》进入云南，开始把那个异想天开和奇妙无比的梦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铁轨上的“死亡之舞”
年，“滇越铁路”刚刚在红河一带的崇山峻岭中艰难地拉开了“序幕”。这条铁路全长公里，其中在云南境内的有公里，海拔从89米攀升到米，落差达22倍；需要架设和开凿道桥梁、涵洞和山洞，其中20米以上的桥座，石桥最长达70米，钢架桥最长达米；山洞个，累计长度达20余公里，最长的山洞达米。
在年法国滇越铁路公司出版的《云南铁路》一书中，他们是这样描绘这段特殊地质的：“在公里至公里之间，有一大片呈绿灰色的砂岩，这可能是志留纪（古生代第三个纪，距今4.38亿年）时代的遗物了。巨大的断裂口在山脚下扩展开来，成为南溪河的河湾，其北面山谷有米高的峭壁。这里又接近碳化岩的地层，几位地质学家曾经证实，这是石灰岩的增生物。”面对如此复杂的地质，法国人竟然很“浪漫”地惊呼：“从风景的角度来看，南溪河湾的自然景观是全线最雄伟壮丽，最能打动人心的。这里山势险峻，旷野茫茫，放眼纵览，美不胜收，这简直是遇上了东方的阿尔卑斯山了。”
这种“浪漫”之后，其实意味着工程的浩大艰巨，意味着要闯过一个又一个的天堑雄关，意味着要解决许多世界级的难题，更意味着大量筑路劳工的死亡。事实正是如此，中国劳工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仅开工头一年就有五千多人死亡，第二年更增加到二万五千多。到年竣工时，共有七万（也有资料说10万）中国劳工死在工地上。此外还有八十多名来自法国的“领导人”也消失在这条铁路上，这些法国人大多被埋葬在开远和芷村一带的铁路边上，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洋人坟”。
据说，在年3月，第一批来此修建滇越铁路的数千名劳工，除了承包商意大利人和一些监工，全死在了这个山谷里，无一生还，更没有留下死难者姓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惨烈的“传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可信的，因为清朝政府也许在闻知这事后，也感到很震惊，立即派出临安知府贺宗章前去调查。贺宗章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即兼任清政府驻蒙自铁路局会办（清朝官名）。他利用这种身份去调查得来的结果应该是真实和细致的。他在他的著作《幻影谈》中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初至春寒，北人皆棉裤长袍，而瘴热已同三伏，或数人十数人为一起，即于路侧搭一窝棚，斜立三叉木条，上覆以单，席地而卧，潮湿病亡相继，甚至每棚能动者十无一、二人，外人见而恶之，不问已死未死，火焚其棚，随覆以土，或病坐路旁，奄奄一息，不数日而尽；或以足踢下山涧，得其藁葬者，尚为幸事。”在同一本书里，他还写道：“下段（河口至开远段）均属瘴地，水土恶劣，炎热异常，一年内外，委员先后到段，瘴故者多至十七员。”这是何等悲惨和可怕的场景？即使那些政府派去的养尊处优的官员也难逃瘴疠之毒，暴死他乡，更何况成千上万的筑路劳工？此外，湖南候补道员沈祖燕也在他的奏折中写道：“查此滇越铁路所毙人数，其死于瘴、于病、于饿死者、于虐待者实不止以六七万人计。嗟我华民何辜遭此荼毒？”
当时，无论什么人，如果不幸被“瘴气”沾染了，毫无疑问，只有死路一条。至于死的过程也是极为痛苦的。曾有一位法国驻昆明的领事之子，名叫博达尔。这是一位纯正的法国后裔，出生于重庆，成长在昆明，曾是赫赫有名的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小朋友，也是越南末代小皇帝阮福晪的玩伴。在他青少年时代，就曾游历过中国西南并直下法属印度支那，可以说一生充满了传奇。后来，博达尔成了法国的一名大作家，以中国西南题材或背景创作的小说作品夺得了龚古尔文学奖，从而蜚声世界文坛。有人说，中国之于博达尔，大抵相当于越南之于杜拉斯，印度之于奈保尔。可见其作品的地域特色之浓郁、影响之广泛、魅力之巨大。博达尔也曾说过：“我看到了亚洲的魔法。”其中的一种“魔法”，恐怕就是与“瘴”相关的历险般的生活。在他南下印度支那时，曾几次在河口一带与“瘴气”擦肩而过，也似乎在这个时期体验到了“染瘴”之后的“滋味”。在他的文学名著“领事三部曲”中，他告诉我们，被“瘴气”侵袭之后，先是“发烧，奇热难耐，头、躯干、四肢，包括肚子，都像掉进熔炉里一样，只觉得周身如同火烧一般，口渴难耐”，随后，好像突然从夏天坠入了冬天，只感到“全身冻得像结了冰”。之后，当然是在麻木状态中，等待着生命的消失。好在博达尔的父亲有一种名叫“奎宁丸”的西药，让儿子服用几次也就让他与死神告别了。博达尔没有死，但他却目睹别人瘴死的情景。他说：“吃药是起不了大作用的。这种灾难性的疾病，很难得到解释，十分怪异。比如，有时候，死者的眼睛能好几天都睁着并且发光，可是此人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快烂了。”博达尔还看到，如果是欧洲人在云南被瘴魔夺去了生命，那他的尸体无论在哪里，都要请中国苦力用滑竿抬回城里，再妥善处理。但如果是对中国死者，那就像死了一只苍蝇一样，用不着大张旗鼓，只需叫人每天早晨从草棚里把他们拖到外面的山沟里就完事了。那时候，死于瘴毒的中国人很多，尸体成堆，只好让人把他们搬到独轮车上，推到远一点的地方，一扔了之。
在河口至开远一带，人烟极其稀少，因此很难招募到足够的筑路劳工，印度支那铁路公司只好到河北、山东等省招来大量的青壮年人。当七千多名北方劳工来到河口至腊哈地的工地上时，因不适应南方热带、亚热带气候而大量生病死亡。最后剩下的那些劳工半死半活，奄奄一息，已不可能为工头干活了，就被洋监工们赶到山谷中饿死或病死，或者干脆把他们活活烧死在茅棚里。据说，这批北方劳工就这样全部葬身在这个恐怖的亚热带高山峡谷中。印度支那铁路公司只好把招工方向改为中国南方和越南，除了用优厚的经济待遇诱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青年上当受骗之外，还制定奖励措施，凡能招工名者，除给厚利外，还承诺铁路修成之后，保举在云南做官，同时颁发一枚法国宝石勋章。该公司还通过当时的云贵总督及洋务总办等官员命令省内府州各级官府，强征青壮年充役。其中，楚雄州接到总督“命令”后，强行规定：“十八岁以上者，概充铁路苦工一年，不愿去者缚手于背，以枪队押送，不从者则击杀之。”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广西、云南和越南的大量劳工被骗或强制带到了河口一线的工地上。原河口县副县长苏国兴的爷爷苏定方就是那时从广东省罗定县被“招募”而来的。苏定方在世时曾与孙子苏国兴讲过那段苦难经历。苏国兴说：“年11月的一天，爷爷下地干活刚回到家中，官府突然来人把他抓了起来，与他的几十个同乡一起，被拴着辫子送到了他们一无所知的云南修铁路。那一年，爷爷才15岁。”从此以后，年幼的苏定方在荒无人烟的河口一带，与各省各地的劳工们在工地上挣扎，他们每天至少要工作10个小时，因为铁路公司规定，每个劳工每天要完成土方1.37至2.46立方米，或者石方0.34至0.62立方米。如果遇到坚硬的山体或岩石，那就得加班加点、披星戴月才能完成当天的劳动任务。他们住在极其简陋的茅草棚中，因为气候炎热，环境肮脏，疟疾、鼠疫、霍乱流行，再加之繁重的劳动、饥饿和狂风暴雨的袭击，苏定方看到他的一些同乡，病的病，死的死，景象非常悲惨和可怕。苏定方也想过逃跑，但工地上到处是意大利、希腊的洋监工，他们随身牵着狼狗，带着手枪和棍棒，见到劳工稍有怠慢，便抓住不放，脚踢棒打。如果想逃跑，那更是不可能，因为他们在干活时，每个人的发辫都被监工用铁丝与同组的几个人拴在一起，相互制约着，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因此，他们只能听天由命，每天在工地上苦熬，许多劳工病死饿死在他身旁。有一天，苏定方看见，在同一个茅棚里竟然死了十多人。
特别是修建这条铁路上的“杰作”——“人字桥”的时候，因为此桥是以“人”字的形象，横空飞架在两座相距71.7米的绝壁之间，桥面距谷底米。各地的劳工们便要在此上演“死亡之上的舞蹈”。法国某报纸记者曾目睹了那惊心动魄、叹为观止的一个个场面。其中有几段“舞蹈”的黑色细节已定格在冰冷的史书上——年4月的一天，名中国劳工走上工地，等待他们的是悬崖绝壁和岩石上异常溜滑的苔藓，那就是他们的“魔幻舞台”。其中有16人被法国工头用绳子系住，一个一个地从悬崖上放下去，让他们飘在半空中，面对着坚硬的绝壁，凿洞放炮。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法国工头被那种“情景”吓了一跳，顾不得把“飞舞”在石岩下的中国劳工拉上来，就纷纷逃到安全的地方避雨。时间过了好一阵，风雨才慢慢减弱、停止。法国工头走到悬崖上往下一看，16名劳工中有3人因绳子被岩石磨断而跌入深谷，另外13人则被恶魔似的暴风冲撞在岩石上，一个个皮开肉绽、脑浆迸裂。同年底，另一场仍由法国工头“导演”的死亡舞蹈又开始了。那一天，法国工头担心中国劳工逃跑，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注意，把中国劳工的长辫子一个连一个地系起来，形成一串，然后赶着他们去干活。当中国劳工小心翼翼地顺着岩边的小道往下走时，法国工头嫌他们走得太慢，就顺势一脚将最后一个劳工往岩下一踢。可怕的一幕出现了，一连串的劳工在一瞬间，飞翔似的被拉下悬崖，摔死在大河中。还有一次惨剧是发生在第二年，当南面的隧道即将开通时，突然发生渗水，洞内多劳工无一生还。仔细算来，“人字桥”从年动工，至年竣工时，在一年里就有多中国劳工死于此地。这是多么令人惊骇的“死亡之舞”。
可以说，“滇越铁路”几乎是由白骨铺就的，所以民间早有“一根枕木一条命，一颗道钉一滴血”的痛苦总结。
(未完待续……)
原标题：《群山丨杨杨:滇越铁路——在高原与大海之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