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拼才会赢
——我的自传
于次著
作者简介
于次，中共党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高级记者职称，第六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年9月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称号，享受全国劳动模范待遇。
年5月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支边，先后从事木工、泥瓦工工作。年至年担任云南金平农场子弟中学英语教师。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年毕业后在重庆第四中学先后担任英语教师、班主任、英语教研组长、高三年级组长、政教主任等职务。年被评为重庆市南岸区优秀教师。年获中学一级教师职称。
年调入重庆晚报工作，先后任重庆晚报文体新闻部编辑、体育新闻部记者、副主任。年获高级记者职称。年考入北京奥组委，任二级高级项目专家、北京工人体育场运行团队副主任，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运行工作。年至年，任重庆晚报考评员。年11月至年7月，任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派驻重庆晨报纪检监察专员。年8月退休。
前言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经历了我国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被迫辍学，小学只念了五年级后就呆在家中。三年后复课闹革命，在所谓的初中里一年有半年在支工支农，基本上没学到应该学到的初中知识。在初中念了一年半后，就响应号召，前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八年，受尽了人间苦难。后来，我通过报考大学回到家乡重庆，然后做教师，当记者，在退休之前，到北京奥组委工作两年，为祖国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回顾自己的大半生，有许多让我难忘的故事和难忘的人物，如果不将这些感人的人物和故事记录下来，对我而言将是一大遗憾，于是，我便伏案写下了这部自传。
4、为前途渺茫而担忧
日复一日的艰辛劳作让我难以承受，每天都有快要趴下的感觉，都有一种度日如年的难受。记得我曾对最要好的朋友说过，我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脱离这种难熬的日子。但前路渺茫，路在何方？
到边疆后，我也有过几次机会。由于我长得高，部队来兵团招兵，想把我作为打篮球的体育兵特招入伍，但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一政审就被淘汰掉。
年，我国曾经恢复了一次高考。当时我报名后，获得了考试资格。记得只考了两科：语文和政治。自我感觉考得还可以，我报的是四川泸州医专。考试后，我一直盼望着被录取，可等来的却是“白卷先生”张铁生写在考卷上的一封信。当我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后，知道自己没戏了。果然，这次由周恩来总理建议的高考流产了，当年的大学招生仍然是以出身、现实表现为标准招录工农兵学员，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就是考得再好，也没有上学的资格。
经过这两次打击，我更加感到前途无望，成天哀声叹气，甚至以酒浇愁，有几次喝醉后都放声大哭。
5、杨孃，您在哪里？
个旧。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首府（年，该州的首府已由个旧迁往蒙自），宛如一颗镶嵌在滇南高原上的明珠。在云南支边时，我每次探亲都要路过个旧，至今，我仍眷恋着这座城市。
从云南农场返渝已多年了，当年支边生活的很多细节都已经淡忘，但有一个人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她就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重庆巴县惠民场到云南个旧工作的一个普通妇女——杨孃。
初识杨孃，是在我首次回渝探亲后返回农场的途中。一个春日的早晨，喘着粗气的长途客车爬行在蜿蜒险峻的哀牢山公路上。车内的我心急如焚，手足无措，不断地请求司机停车。由于年少独出远门，缺乏经验，清晨6时上车时，我把一个提包忘记在了个旧的一家旅社里。提包里装着从家里带来的腊肉香肠、固体酱油和豆瓣，有自己的，还有为伙伴们捎的，这些都是父母辛辛苦苦为我们攒下的呀！可停下车来又能怎样呢？在这荒山野岭中，我又能走回个旧么？此时，年仅18岁的我急得哭了起来。
这时，我后排的一个中年妇女用亲切的重庆话安慰我，说她一到金平县就打长途电话，请她单位派人去旅社取提包，然后托农场的司机给我捎到连队去。她一路上用乡音与我谈天说地，稳定我的情绪。她就是杨孃。
杨孃当时40岁上下，齐耳短发，略矮微胖，说话挺慢，做起事来却风风火火。她是巴县人，上个世纪50年代来云南，在红河州新华书店工作。
结识杨孃后，我和我的男女伙伴们探亲途经个旧时都爱去她家。这时的杨孃总是系上围腰，为我们做家乡的回锅肉、醡海椒。从农场来，我们要向她倾诉心中的苦闷和委屈；自重庆归，我们要向她描绘家乡的变化。有谁谈恋爱了，杨孃要详细“审查”对象的情况；如果我们中有人做了错事，杨孃可不留情，她会“龟儿子”地骂得你直淌泪……骂完后，杨孃自己也擦拭着泪水叹着气说：“这么小的娃儿、妹儿就远离妈和老汉来这里受罪，造孽哟！”
有一次，我和小王提着香蕉、菠萝，伴着一串“杨孃”的喊声闯进院子，可映入眼帘的景象使我们惊呆了。坐在桌边的杨孃像变了一个人，皱纹爬上了她白净的面庞，杨孃的儿子小松扑到我的怀里哭喊着：“爸爸不在了！”见到我们，杨孃也禁不住“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邵叔叔——厚道善良的治炼厂工程师，不久前因工伤辞世了！
年的秋天告别云南时，我专门到个旧，捧着西师的录取通知书向杨孃报喜，她高兴的泪水顺着眼角淌了下来，喃喃道：“总算熬出头了！”
开往昆明的小火车随着尖利的汽笛声启动了，杨孃和小松跟着列车缓跑着向我挥手。倏忽间，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就着全身的劲儿，我带着哭腔高喊了一声：“杨孃！”
时光荏苒，17年后的年，我携妻儿在重返农场时，专程前往个旧看望杨孃。这时杨孃已退休，头发已花白了，身体也远不如年轻时。而更让我伤感的是，杨孃的境况不大好，她从以前位于市中心的住处搬到一幢旧楼的底楼，家中的几样旧家具也破破烂烂，儿子待业在家，母子俩就靠她的微薄退休金生活。
我在个旧的农贸市场里买了一些鳝鱼、鸭肠之类的食品，拿出我带去的重庆火锅底料，在杨孃家里烫起了火锅。尽管生活的窘迫在杨孃的眼中时隐时现，但那晚她还是挺高兴，她说，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她，还会去看望她。翌日临行时，我给了杨孃元钱。
年是我支边40周年，我携妻和当年的小王一家再回农场，途中再去看望杨孃，又是一个16年了，杨孃还好吗？她的儿子工作、成家了吗？
我们先去了她年的居住地，16年过去了，原来的旧楼已被一幢幢高层居民楼代替。我们向居民们打听杨孃的下落，但无人知道。以前的红河州新华书店已随州府从个旧迁往蒙自，我们已无法找到她退休前的单位。好不容易在附近找到一个认识她的老者，老者说她早就搬家了，至于搬到什么地方，他只告诉了我们一个大概方位。问杨孃的电话，老者就更不知道了。
我们一路打听，来到了“疑似”杨孃住的地方，我们挨家敲门打听，得到的回答都是不认识、不知道。经过半天的寻找，我彻底失望了，站在楼下的院坝里，我高声呼喊：“杨孃，您在哪里？！”
除了窗户里和过往行人对我投出的异样目光外，我听到的只是自已的回音……
6、开始自学英语
年，我在农场开始自学英语。
在艰苦的劳动之余，知青们的业余生活非常枯燥，打牌、睡觉、早恋甚至打架、偷鸡摸狗等成了打发时间的方式。对于这种生活，我非常不习惯。
年春节，我幸运地争取到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见到日显苍老的父母，我忍不住地表达了不知怎样度过这艰苦岁月的烦恼。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父母的身边？就在我即将返滇回队时，父亲和我认真地谈了一次话，
父亲对我说：“孩子，你要充实自己，要充分利用你劳动后的业余时间，你学习英语吧！”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读书无用论”，我不解地问：“学英语有什么用？学得再好还不是进不了大学？”在那个年代，要想进大学，所凭的并不是考试或学习成绩，只凭家庭出身好，像我这样“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想都不要想。
父亲耐心地开导我说：“你要相信：不管将来形势怎样变化，知识最终是会派上用场的。即使你无法改变所处的环境，你学了英语，也可以继承我这么多的英语书啊！”父亲指着家中两大书柜的英语书籍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这番话，眼中流露出一种殷切期望的眼神。我的心头不禁为之一震。父亲的这一席话深深打动了我，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然而，在那个年代，要在边疆自学英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我去支边时，连初二都能没读完。“文革”时期，所开设的英语课形同虚设，我连26个英语字母都读不完全。英语的教材也不好找。父亲看出了我的担心，在探家最后的几天中，父亲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地教我国际音标，为我自学英语打下了起步的基础。同时，送了我两本初一和初二的英语教材。还给我买了一台电唱机和国际音标的唱片。我是带着父母的一片爱心和殷切期望返回农场的。从此，我就开始了艰难的自学英语之路。
(开始自学英语)
以往的先例告诉我，没有老师教，完全可以自学好语文、历史等文科科目。可要自学英语，却有着相当的难度。至少，我不知道自己的语音、语调是不是正确。我只能在漫长的自学路上“瞎子摸象”。有很多次，我真想放弃这种努力。
就在我为自己是否继续坚持学英语而犹豫不决的时候，年底，我从《云南日报》上偶然读到一条小消息：云南大学将在年春节后开播英语广播讲座，由云南大学的老师在广播里教英语。这个消息使我喜出望外。我高兴的是：我终于可以找到英语老师了！正好同连队的上海知青吴兴方要回上海探亲，我毫不迟疑地拿出了自己积攒下来的元钱，请他在上海帮我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他返回农场时，给我买回了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拿到收音机后，我专门请了一天假，搭车去金平县城新华书店，买了一套《英语广播讲座》教材。此后，我便开始了比较“正规”的英语学习。
虽然是广播讲座，仍然还是属于自学，要自觉地按时听广播，按时做作业，然后根据书后所附的习题答案自己给自己批改作业……如果没有恒心，是难以坚持下去的。但我一想到父亲那充满期待的眼神，就浑身充满力量！
从此以后，我每天清晨6点起床，先读20分钟的英语课文，然后收听6点半的英语广播讲座。在干完一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我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仍然坚持按时收听晚上9点半的广播。英语广播是每天三次，中午的播出时间是12点半，我干活在外，不能收听。所以上课的时间只能争取到一日两次。听完广播后，就趴在茅草房的油灯下做作业。上床躺下后，还要努力背单词半小时。春去秋来，我的英语学业有了长足的长进。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刚开始播出英语讲座时，我所在的金平农场有20多个知青与我同时开始学英语，但因难度太大，绝大多数知青慢慢地都放弃了，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4队的T。在年的高考中，我们两人都考上了大学的英语专业，我考上了西南师范学院（现在的西南大学），他考上了昆明师范学院。T在上个世纪90年代去了美国，现定居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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